西班牙大流感，一场改变了世界的瘟疫 (转载自中国国家历史)

背景

　　1918年9月28日，在西班牙萨莫拉市，一份报纸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其内容是关于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性感冒的。这则报道中这样写道：“这场流感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法伊弗氏杆菌’的细菌，这种细菌非常微小，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则报道给当时的人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为当时全世界正处于这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行感冒的肆虐之下，找到了病原体，自然就有了战胜这场瘟疫的希望；不过，不幸的是，这则报道是错误的——这场大流感是由一种特殊的感冒病毒引起的，而不是所谓的“法伊弗氏杆菌”。更糟糕的是，不只是这一家西班牙报纸错误地把这场瘟疫的致病菌报道为法伊弗氏杆菌。

　　在当时那个年代，“瘟疫是由细菌引起的”这一观点在学者们心中根深蒂固，即使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也认为这场流感是由某种细菌引起的，可当他们用各种抗菌方法去应对这一切时，却发现自己在病魔面前束手无策。1918年3月，人们记录了第一个罹患该病的病例；1920年3月，人们记录了最后一个病例——在这两个病例之间，估计有5000万人死亡。一些专家甚至认为，死亡总数实际上可能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也就是说，“西班牙大流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还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了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

　　这场流行病来得可谓“恰到好处”：当时国际医学界对传染病学认知历程的演变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这场瘟疫的流行也恰好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直到19世纪，人们还认为流行病是上天降下的惩罚，这种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不过，早在17世纪，人们就通过原始的显微镜观察到了细菌，但最初并未将其与人类疾病联系起来。19世纪50年代后期，杰出的法国细菌学家路易斯·巴斯德首先建立了微生物与疾病的联系。几十年后，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进一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传染病”概念。此后，“细菌致病论”逐渐传播开来，并取代了之前流传已久、充满宿命论意味的天降惩罚学说。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细菌致病论”广泛应用于临床，以及人们在卫生和预防手段方面的改进，城市社区在消灭“群体疾病”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样一来，到了1918年，人们对科学的信心变得空前高涨，一些科学家甚至踌躇满志地认为，大部分疾病即将被消灭。但“西班牙大流感”的爆发才让医生们如梦初醒，并明白了他们对疾病的了解是何等地苍白与浅薄。

　　名字上的风波

　　1918年起爆发的那场大瘟疫被永远地命名为“西班牙大流感”，尽管它并非起源于西班牙。“西班牙大流感”总共把北半球蹂躏了三次：1918年春天的那次相对较为温和，当年秋天到来的第二次则堪称是绝顶致命，到1919年初又来了一次，这次的毒力介于前两次之间。第一批正式由官方记录的病例于1918年3月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兵营。短短六个星期之内，这种疾病就传播到了法国境内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的壕沟内，但直到1918年5月才开始在西班牙境内流行。

　　不同于美、法两国，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所以该国并未对其新闻报道进行审查和管制，故而关于“西班牙大流感”的首批病例报道是出现在西班牙报纸上的。当时西班牙面对这场瘟疫时显得颇为无助，因为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总理和内阁的几名高官也位列早期病例之中。

　　当时，全世界的人们都相信，这种疾病是从马德里流行起来的。要知道，在西班牙之前，多个参战国已经被这场流感肆虐过了，但各参战国的宣传机构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误解——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高涨，他们很乐意把锅甩到西班牙人头上。于是，这场瘟疫便以“西班牙大流感”的大名而永载史册。

　　今天看来，我们不难理解：西班牙人对这种“诽谤”很敏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对这场疾病的流行没有责任，并且强烈怀疑是法国人将流感传播到了法、西边境，但这是笔糊涂账，永远无法算清。对此，在西班牙，人们并不称这场瘟疫为“西班牙大流感”，相反，西班牙人在马德里萨苏埃拉剧院演出的轻歌剧中找到了灵感——这种让人们一提起来就心惊胆战的疾病在西班牙便被称为“那不勒斯大兵”。

　　“一种无法确定的恐怖”

　　这场流感在传播方面有很大的随机性，而且残酷无情。随着年富力强的成年人一批批地死去，惨遭病魔蹂躏的社区开始崩溃。孩子们成了孤儿，子女去世的年迈父母也只能自生自灭。

　　人们根本无法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法国里昂市的一位医生曾描述过这场瘟疫带给他的感受，他写道，这与他在前线服役时肚子被枪弹击中后的疼痛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更加弥漫的焦虑，一种无法确定的恐怖的感觉，它已经牢牢扎根在了镇上全体居民的心中”。

　　实际上，直到后来，当流行病学家开始统计相关的数字时，不同地区的种种患病率差异才逐渐浮出了水面，人们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某些差异可以通过财富和阶级的不平等来解释，而且种族导致的患病率差异与财富和阶级一样大——糟糕的饮食、拥挤的生活环境和有限的医疗救治机会让“人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话，并使穷人、移民和少数族裔更容易受到感染。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齐尔伯曼所说的那样：“这种疾病可能表现得很‘民主’，但它所肆虐的这个社会却并不是平等的。”

　　在西班牙大流感爆发期间，日本东京的女学生戴上了口罩以防止感染。在1918年至1920年的流感流行和随后的疾病爆发期间，日本公众大量使用了这种口罩，直到今天这种口罩在日本仍很常见。

　　当时，针对流感患病率和死亡率等方面的差异，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传染病的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误解。1859年，当查尔斯·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一书中通过“自然选择学说”来阐述他的进化论时，他并没有打算将其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然而，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却这样做了，他们创造了“优生学”这门“科学”。

　　优生学家们认为，人类是由多个竞争生存权的不同种族/阶层构成的，在1918年，这种思想已成为当时工业化社会的主流思潮。一些优生学家指出，较贫穷的社会阶层在流感患病率方面高，并将其归因于贫穷阶层“体质上的劣等”。优生学家们还将细菌理论纳入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曾声称：如果穷人和工人阶级更容易感染流感的话，那么他们只能责怪自己，因为法国著名细菌学家巴斯德曾推断说“感染是可以预防的”。

　　印度的紧张局势及世界影响

　　种种“优生学”思想引发了可怕的后果，并在印度这片土地上被充分地展现出来——当地的英国殖民者长期以来认为“印度人天生就是不讲卫生的”，因此在当地的医疗保健方面投入很少。在西班牙大流感肆虐期间，有多达1800万印度人死亡，这一数字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不过，物极必反，英国殖民者对流感蔓延的应对不力助长了印度独立运动者心中的怨恨情绪。1919年3月18日，为镇压印度民族运动，以英印殖民政府的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并通过了《罗拉特法案》，法案规定殖民当局可以随时宣布戒严，禁止集会和游行示威，禁止任何团体活动。此举将流感在印度境内引发的紧张局势推向了顶点，印度相继爆发了多起和平抗议活动。1919年4月13日，号称印度“粮仓”的旁遮普邦首府阿姆利则市发生了抗议活动，英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数百名印度人死亡，这场大屠杀进一步激起了印度人的独立运动。

　　除了印度之外，西班牙大流感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引发了反抗活动。1918年秋天，世界各地爆发了新一波工人罢工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俄国，早在1917年革命爆发之前，人们就已经对沙皇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流感的肆虐更是加剧了已经非常严峻的形势，并让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显得更加突出。即便是公认为生活富裕稳定的瑞士在1918年11月也是勉强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因为左翼团体将军队中因流感而死亡的大量官兵归咎于政府和军事将领的无能。

　　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的人们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也基本未听说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或细菌理论，他们更多的还是用经验对自身遭受的一切进行解释。例如，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仍然认为这场瘟疫是“瘟神”所致，许多地方为“瘟神”建庙立祠、焚香敬拜，希望以此感化瘟神不要再“为祸世间”。据一位西方传教士医生描述，1919年初，他在中国山西省某地传教时发现，家家户户都在门口过道上放了剪刀，显然是希望以此来吓唬“瘟神”，不让它进门。

　　教徒在圣玛利亚大教堂的台阶上祈祷，他们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在流感疫情期间参加弥撒和祈祷。

　　无独有偶，即使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一些人的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死亡总是会不经意地降临到某个人头上。许多人仍然对达尔文之前那个神秘的“黑死病”时代记忆犹新，而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战争更是摧毁了人们的心理防线。在目睹了科学家和医生的种种无能为力之后，许多人开始相信西班牙大流感是一种上天的行为，是对他们所犯罪恶的神圣报应。在西班牙萨莫拉市，一些人无视卫生机构禁止大规模集会的规定，希望通过集会的方式来安抚“上天降下的愤怒”。然而，这座城市的流感死亡率却并没有因此下降。

　　总的来看，1918年的这场大流感突然袭击了一个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世界，对当时人们认为“科学将征服一切”的自信心造成了巨大打击，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可以说，这场瘟疫绝非仅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对后世各方面都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